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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毓川院士:我國已完全具備礦業綠色發展的條件

發布時間:2018年11月21日
來源:中國礦業報(2018-11-20)作者:王瓊杰

發展綠色礦業,實現礦業與環保的雙贏,已成為全社會,尤其是我國礦業領域的共識。自然資源部發布九大行業《綠色礦山建設規范》并于今年10月正式實施后,如何深入推進綠色礦山建設、發展綠色礦業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在日前舉行的“2018中國非金屬礦工業發展論壇與展示博覽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毓川圍繞礦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作了主題報告,《中國礦業報》記者就此進行了專題采訪。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毓川

《中國礦業報》:礦業在我國占有什么樣的重要地位?它與生態環境之間有什么關系?

陳毓川:礦業與生態環境是國家發展與社會民生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各行各業的活動及社會文明生活運行秩序息息相關,生態環境的保護是全社會的共同職責,礦業僅是其中一部分。

礦產資源是世界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在現階段,礦產資源提供了我國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業原料、70%以上的農業生產資料、30%以上的農業用水與飲用水。

礦產資源是人類社會得以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20世紀100年以來,全球共消費了1420億噸石油、78萬億立方米天然氣、2650億噸煤炭、380億噸鋼鐵、7.6億噸鋁和4.8億噸銅。

礦產品在我國各行各業及全國人民物質保證和日常生活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礦業與農業一樣都是國家的重要產業。而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與健康傳承的基本條件,生態環境的保護、治理、改善是國家不可缺少的重要事業。

《中國礦業報》:礦業與環境保護兩者的歷史發展關系經歷了幾個階段?

陳毓川:在人類歷史上,礦業與環境保護兩者關系表現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漫長的初始階段。人類漫長的歷史發展階段,甚至在300多年前(人類社會工業化階段之前),對礦產品的需求都十分有限,因此礦業對環境的影響較少,不會引起社會關注。

第二階段是過渡階段。300年前,西方國家進入工業化階段,礦業發展的步伐加快,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較快,已發覺礦業及礦產品應用對環境的影響。他們采取兩套做法:一是對本國的礦業提出環保要求與政策措施,走綠色礦業發展之路;二是對殖民地國家、發展中國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是不計環境成本地進行掠奪式開采。

我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歷朝歷代都未曾將礦業環保提到日程。新中國建立初期,內外交困,為了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增強國力,把發展礦業放在頭等位置,顧不及環保問題。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國民經濟、科學技術、社會文化快速發展,提出了建設小康社會的建設目標。而小康社會需要美好的生態環境,這就決定了我國社會發展階段必然迎來綠色礦業新時代。

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階段,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對礦業發展與對環保的要求會有不同程度的變化,要求會日益提高,但都應適合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而過渡階段將是各國實現綠色礦業的必經階段,這個階段持續時間較長,我國當前就屬于此階段。

第三階段是全球綠色礦業發展階段。當全球各國科技文化達到高水平,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達到一定程度時,礦業與生態環境保護一定能得到協調發展,長久保持。

《中國礦業報》:中國進入新時代后,對礦業將帶來哪些影響?

陳毓川:新時代,因為國家所需,所以礦業大有可為,發展好礦業是我們礦業界的責任,而新時代對礦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為了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礦業需要提供巨量的礦產品。在新時代,大部分礦產需求將在本世紀30年代達到峰值,新材料所需的某些三稀礦產仍將增長,但需求總量將保持在高水平。資源需求結構發生變化,有的礦產二次資源利用量增加。除了鋼鐵和水泥外,多數大宗礦產消費增速減緩,需求峰值將在2020年~2025年之間,這一時期迎接資源需求“洪峰”與產業結構調整壓力并存。同時,大宗礦產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涉及國家安全,因此資源形勢十分嚴峻。

二、從國內、國際形勢出發,為了資源安全、國家安全,礦產資源需要立足國內,地質行業任務繁重。地質找礦、礦產開發應保持一定的強度,有計劃地加強礦產儲備,需持續保證。建立強大的礦產開發基地與儲備基地。基于此,才能更好地勘查、開發和利用國外資源,才能應對國際突發事件。

三、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開展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大合作。一是實現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在礦產資源勘查開發與合作中充分發揮雙邊、多邊合作機制,建立“一帶一路”地質礦產數據庫和礦業數據庫,構建“一帶一路”礦業市場與礦產品市場交易平臺,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規劃、技術標準對接。二是發揮地質工作調查、先導性作用。合作開展遙感地質調查、低密度地球化學調查、區域地質礦產調查和海洋地質調查,以及地質礦產編圖和重要國家、重要成礦區帶、重要礦種成礦背景分析與成礦規律研究,開展“一帶一路”礦產資源潛力評價,加強新興戰略礦產對地質調查研究,摸清能源資源家底,為進一步開展礦產勘查與開發提供扎實的基礎。三是開展對外投資合作,推進境外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加大油氣、煤炭、金屬礦產、非金屬礦產等能源資源勘探開發合作,加強能源資源就地就近加工轉化合作,形成資源合作上下游一體化產業鏈,共建境外產業積聚區,帶動能源資源深加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合作。四是積極參加能源、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聚焦油氣運輸管道、跨境電力與輸電通道、鐵路、公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工程,開展工程地質及區域地殼穩定性調查研究,為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提供服務。五是突出生態文明理念,共建綠色“絲綢之路”。開展水文地質、環境地質和災害地質調查研究,推進防災減災國際合作。加強礦產資源綜合勘查、綜合開發和綜合利用,促進礦業綠色發展。強化基礎設施綠色低碳化建設和運營管理,在建設中充分考慮氣候變化影響。

《中國礦業報》: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在新的時代,如何依靠科技來實現綠色礦業與環境保護雙贏?

陳毓川:在新時代,要想實現綠色礦業與環境保護雙贏,必須依靠科技。礦業的發展規律一是依靠科技更新換代,二是從破壞環境走向綠色礦業發展,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我國發展理念,“綠色發展”是理念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就是對綠色礦業發展的新要求。

2017年5月,原國土資源部、財政部等六部委發布《關于加快建設綠色礦山等實施意見》,提出“將綠色發展理念貫穿于礦產資源規劃、勘查、開發利用與保護的全過程”,對綠色礦業發展提出新的目標和要求。

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照環保要求,開展了環保巡視督查,采取行動措施,制止違規事態。對礦業領域涉及環境保護區內的地質工作、礦產勘查與已有礦山開發政策,已經在制定與實施中。在環保風暴壓力下,一些礦山企業面臨關閉,一些礦業城市(縣、鄉)面臨經濟結構調整的嚴重任務,這些都必然涉及我國礦產勘查部署、礦業發展規劃及實施的相應調整。

總體而言,以我國目前的科技水平,實現綠色礦業已經具備基本條件。礦產勘查、開發與選冶依靠科技,實施過程中減少或不損壞生態環境也需要依靠科技。物化探及淺、深鉆找礦實現綠色勘查,對環境影響可縮小到可允許的范圍內,符合環保要求的綠色礦山全國已經有好幾百處。

但是,要實現礦業與環保雙贏,必須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完善環保對礦業的要求。一是由自然資源部與生態環境部共同制定、完善礦業各階段工作對環保的要求。二是科學合理地圈定國家環境保護區,不宜過大,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三是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區內合理開展地質-礦山工作,不宜絕對化。自然環境、礦產資源對國家來說都很重要,在保護環境的大前提下,在當前科技水平下,是可以充分利用國家所需的礦產資源的。生態保護與礦業勘查開發之間并非絕對對立,應辯證對待。

《中國礦業報》:在實現生態環保與礦業發展雙贏的過程中,應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

陳毓川:充分發揮政府領導作用,實現礦業發展與環保雙贏,這是我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所在。

政府領導與調控是實現生態環保與礦業發展雙贏的共建。政府制定重大政策,是領導的重要體現。一是在礦業方面,確定立足國內,充分利用國內外礦產資源作為國策是可行的,建議確定礦業為第一產業,加強中央對礦業的領導。在一些具體政策上建議從以下幾方面給予考慮:礦產勘查以礦業市場企業投資為主體,但國家仍應在風險勘查階段投入普查工作,由國家地勘隊伍承擔;初始探礦權恢復申請登記審批程序;建立國家風險勘查基金,支持國內外礦產勘查工作;建立勘查知識產權法,降低礦業稅收。二是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國家劃定自然生態保護區,制定保護區內的具體保護規定及管理措施都很必要,建議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能從我國實際出發,充分依靠目前較好的科技基礎,實現環保與礦業的共贏。要科學合理地圈定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區,在國家保護區內合理開展地質調查和礦產資源綠色勘查開發。例如,不同比例尺的基礎地質調查應正常進行,發現有大型以上國家亟需的礦產可進行綠色勘查,對國家亟需的戰略性礦產可進行綠色開發。

要充分發揮政府對調控的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世界及國內礦業市場發生波動時,可以進行國家調控。例如,礦業市場礦產品價格下滑、市場勘查投入減少并影響勘查強度時,政府可增加勘查投入,降低礦業稅收等措施,減小國際市場風波對我國的影響。同時,政府在促進礦業大企業組建、中國礦業走向世界等方面,都應該發揮好調控作用。

礦業與生態環境保護取得雙贏是我國地質-礦業界共同的目標。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和政府領導下,相信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實現!


[責任編輯: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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